封杰

北平《益世报》于1933年2月24日登载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富连成缀演后》，副标题是“请启封复业未准、千余人生活断绝”，具体内容是：“富连成社科班戏箱查封后，迄今尚未复业，外一区署昨特传社长叶春善到案询问一切。叶为全社二百余儿童生活问题，曾取具三家妥实铺保，请求启封复业，但为邀准。昨据该社负责人声称，前日本社演戏之际，突遭查封。事后始知为万荣祥银号倒闭事项，查本社对万荣祥并无关系。至误被指封原因，盖因本社十五年前旧股东沈仁山，现充万荣祥东家所致。其实沈仁山早与本社断绝关系。本社对沈姓阖族均经早断东伙。现本社社长除已聘江庸大律师具呈法院对于该行请求提起公诉。依法办理外，并拟将真相向全市公布。并烦请公安局审知内容，予以启封复业，派警保护。又本社并无所谓财产，除学生系外人子弟，其余戏箱破烂衣服家俱，所值无几，不过三四千元耳。惟每日生活，需三百余元，仰赖生活者达千余人，关系此节，并起诉要求附带赔偿云。”从这段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出，此时的科班早已跟沈家没有关联。加之牛子厚亲自出面请出了当时著名的大律师江庸，才使得这场官司很顺利地稳操胜券。

这位江大律师在中国近现代法治史上，是一位很奇特的人物。讲清末法制改革，讲民国大法官，讲鸦片战争后的法学教育，都要提及此人。由于他在国家的大是大非面前光明磊落，被称为“中国近现代骨头最硬的正义律师”。请江庸来打官司，都是由牛子厚出面。

正是有这么一位高级律师出庭辩护，才使官司很快有了转机，封条很快被撤掉，科班又可以对外演出了。在25日，启封的第二天，科班就恢复了在广和楼与华乐戏院的演出。其中华乐戏院演出的剧目是《宦海潮》《打渔杀家》《雅观楼》《拾玉镯》《华容道》。

在北平1933年2月26日的《实报》中有两行字写明：“富连成社戏箱昨晨一时完全启封，哈尔飞明晚准演。”27日，这家平津著名的唯一科班，全班二百人大合演剧目《双姣缘》《李香兰》《濮阳城》《英雄会》和《困龙床》。28日，演出新排全部文武大戏《安天会》和《虹霓关》《御碑亭》《贾家楼》《白虎堂》剧目。 

这场官司下来，多亏了1912年在沈家融资介入科班经营时，没有在管理机构备案，东家始终是牛子厚，才使科班能够保全。“外馆沈家”的沈仁山在加盟喜连成科班后，与叶春善一起，联合唐伯弢撰写了一本《富连成三十年史》（售价一元五角）。这本书着重写的是沈家的投入和叶家的辛劳，而牛子厚的功绩，只写了创办初期的七八年时光。然而，对于家财万贯的牛家来说，即使破产了也是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”。再者，那时的牛家也不像现在传说的那样，是因为分家而破产。虽然当年的牛家早已各家为“政”，但总体的生意还是由一个人掌管着，每年年底各房分红一次。这是大宅门的惯例。

牛子厚和叶春善、萧长华三位元老对科班可谓呕心沥血、煞费苦心，将毕生的心血交给了科班。叶春善更是把生命“卖”给了科班，才使科班在他的手里坚持了三十多年，达到了顶峰。作为幕后人物的牛子厚，不仅给予科班财政上的支持，在遇到大事时，也会挺身而出。像“盛”字科的弟子集体离开科班到上海演出，导致班内小师弟们无法以强盛的实力接任演出，而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，这时是牛子厚出面，请上海的黄金荣帮助调解，才使多名“盛”字科的弟子逃出魔掌，安全返回科班。

1935年，叶春善辞世后，已定居北京的牛子厚很少过问科班的事，只是偶尔带着年幼的孙女牛立志到科班走走、看看。我曾听今年93岁高龄的牛立志老人讲：“我自小跟着我爷爷长大。有时爷爷带我到戏园子看戏，有时到科班瞧瞧。我记得院子里还晾着他们的‘地图’呢。有人说，我爷爷的棺材是靠京剧人的演出款买的。根本不是这样，在我爷爷去世前几年就已经买好了，这是老年间的规矩。我常常看见他去一间屋子里擦那口黑漆的樟木棺材。” 

作者单位：国家京剧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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