鲁迅的基础体温

如果我们的手头正好有一本《呐喊》，我们沿着《狂人日记》《孔乙己》《药》《头发的故事》《风波》这个次序往下看，这就到了《故乡》了。读到这里，我们能感受到什么呢？我们首先会感觉到冷。不是动态的、北风呼啸的那种冷，是寂静的、天寒地冻的那种冷。这就太奇怪了。

是冷构成了鲁迅先生的辨别度。他很冷，很阴，还硬，像冰，充满了刚气。但我们更加不能忽视的是鲁迅“个人的才能”。说鲁迅是小说天才一点也不过分。但是，我永远也不会说鲁迅是小说天才，那样说不是高估了先生，是低估了先生。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是感情用事，人家的文本就在我们手上。它经得起读者的千人阅、万人读，也经得起研究者们千人研、万人究。鲁迅最为硬气的地方就在这儿，他经得起。

既然说到了冷，我附带着要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了，那就是一个作家的基础体温。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础体温一样，每一个作家也都有他自己的基础体温。在中国现代文学里头，基础体温最高的作家也许是巴金。这个作家是滚烫的，有赤子的心，有赤子的情。一个作家一辈子都没有丧失他的赤子心、赤子情，一辈子也没有降温，在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里头，这有多难，这有多么宝贵，我们扪心自问一下就可以了。我很爱巴金先生，他永远是暖和的。他的体温是他最为杰出的一部作品。

最冷的作家偏偏就是鲁迅。鲁迅为什么这么冷？几乎就是一个悬案。

我现在的问题是，鲁迅的基础体温到底是高的还是低的？这个问题很考验人，尤其考验我们的鲁迅阅读量。如果我们对鲁迅有一个整体性的、框架性的阅读，结论是显性的，鲁迅的基础体温着实非常高。但是，一旦遇上小说，他的小说温度突然又降下来了。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矛盾。作为一个读者，我的问题是，什么是鲁迅的冷？我的回答是两个字：克制。

读《呐喊》本来就很冷了，我们来到了《故乡》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冒了严寒，回到相隔二千余里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。”冷吧？很冷。不只是精神上冷，身体上都冷。

我的问题来了，作为虚构类的小说，“我”可以不可以在酷暑难当的时候回“故乡”？可以。可以不可以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回“故乡”？可以。可以不可以在秋高气爽的时候回“故乡”？当然也可以。可是我要说，即使是虚构，鲁迅也不会做过多的选择，他必须、也只能“冒了严寒”回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回去的那个地点太关键了，它是“故乡”。它是《呐喊》这个小说集子里的“故乡”。

故乡与故人

《故乡》的故事极其简单，“我”回老家搬家，或者说回老家变卖家产。就这么一点破事，几乎就构不成故事。《故乡》这篇小说到底好在哪里呢？我的回答是，小说的人物写得好。一个是闰土，一个是杨二嫂。

我们先说杨二嫂。

鲁迅厉害。在辅助层面，也就是人物的“前史”，他给了杨二嫂起了一个绰号：“豆腐西施”。在汉语里头，“西施”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，但是，“豆腐西施”，不妙了，味道变得非常糟糕，有了反讽的意味。必须承认，在我们汉语里头，“豆腐”从来都不是一个美妙的词汇，它和“西施”捆在一起，很怪异，很不正经，它附带着还刻画了杨二嫂。

杨二嫂在很年轻的时候就“不是正调”。这为叙事层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好，到了叙事层面，杨二嫂已经是一个五十开外的女人，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呢？是这个小市民的恶俗，是她的刁蛮、造谣、自私、贪婪，她的贪婪主要体现在算计上。就因为她算计，另一个绰号自然而然地就来了：是一个精准的计算工具，“圆规”。请大家注意一下，“豆腐西施”和“圆规”这两个绰号不只是有趣，还有它内在的逻辑性，其实是发展的，不要小看了这个发展，它其实替代了短篇小说所欠缺的性格发育。

就小说的人物刻画而言，《故乡》写闰土和写杨二嫂的笔法其实是一样的，也是两个半圆，一个属于叙事层面，一个属于辅助层面。但是，这里头的区别非常大，非常非常大。

同样在辅助层面，鲁迅写闰土却是抒情的和诗意的。这一点在鲁迅的小说里极其罕见。但是，这一点尤其重要。请原谅我的不礼貌，在这里我必须要问大家一个问题——鲁迅为什么那么不克制？他写闰土为什么要那么抒情？他写闰土为什么要那么诗意？

鲁迅着力描绘了一个东西，那就是少年的“我”和少年的“闰土”之间的关系。我把这种关系叫做自然性，人与人的自然性。它太美好了。在这里，鲁迅的笔调是抒情的，诗意的，这些文字就像泰坦尼克号，在海洋里任意驰骋。我必须补充一句，在“我”和“闰土”自然性的关系里头，“我”是弱势的，而“闰土”则要强势得多，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能忽略。

但是，刚刚来到叙事层面，鲁迅刚刚完成了对闰土的外貌描写，戏剧性即刻就出现了，几乎没有过渡，鲁迅先生写道——

他（闰土）站住了，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；动着嘴唇，却没有作声。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，分明的叫道：“老爷……”

人与人的自然性戛然而止。一声“老爷”，是阶级性。它就是海洋里的冰山，它挡在泰坦尼克的面前。泰坦尼克号，也就是鲁迅的抒情与诗意，一头就冲着冰山撞上去了，什么都没能挡住。注意，我刚刚提醒过大家，是弱势的“我”成了“老爷”，而强势的“闰土”到底做上了奴才。鲁迅在这些细微的地方做得格外好，大作家的大思想都是从细微处体现出来的，而不是相反。

鲁迅先生为什么一反常态，要抒情，要诗意，他的用意一目了然了。在这里，所有的抒情和所有的诗意都在为小说的内部积蓄能量，在提速，就是为了撞击“老爷”那座冰山。这个撞击太悲伤了，太寒冷了，是文明的大灾难和大事故。

碗碟、香炉和烛台

我只能说，鲁迅先生太会写小说了，家都搬了，一家人都上路了，小说其实也就结束了。就在“没有小说”的地方，鲁迅来了一个回头望月。通过回望，他补强了小说的两位主人公，也就是“故乡”的两类人：强势的、聪明的、做稳了奴隶的流氓；迂讷的、蠢笨的、没有做稳奴隶的奴才。

通过“我”母亲的追溯，我们知道了，一直惦记着“我”家家当的“圆规”终于干了两件事，一，明抢，抢东西，二，告密，告谁的密？告闰土的密——她在灰堆里头发现了一些碗碟，硬说是闰土干的。那十几个碗碟究竟是被谁埋起来的？是“圆规”干的还是闰土干的？那就不好说了。我只想说，一个短篇，如此圆满，还能留下这样一个悬念，实在是回味无穷的。

这一笔还有一个好处，它使人物关系变得更加紧凑，结实了。我们来看，在《故乡》里头，人物关系都是有关联的，甚至是相对应的，“我”和母亲，闰土和母亲，少年“我”和少年闰土，成年“我”和成年闰土，母亲和杨二嫂，“我”和杨二嫂，再加上一个宏儿和水生。可是，有两个人物始终没有照应起来，那就是杨二嫂和闰土。他们的关系是重要的，他们就是老百姓与老百姓的关系。很不幸，他们的关系是通过杨二嫂的告密而建立起来的，可见老百姓与老百姓并不是当然的朋友。他们的关系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、还要深邃。我个人以为，这样的关系是一个象征，它象征着老百姓与老百姓在共同利益面前的基本态度。

同样是一个象征的还有闰土所索要的器物，那就是香炉和烛台。香炉和烛台是一个中介，是偶像与崇拜者之间的中介。它们充分表明了闰土“没有做稳奴隶”的身份，为了早一点“做稳”，他还要麻木下去，他还要跪拜下去。无论作者因为“听将令”给我们这些读者留下了怎样一个光明的、充满希望的尾巴，那个渐渐远离的“故乡”大抵上只能如此。

 据《收获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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