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简介：阎晶明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。鲁迅研究方面的著作有：《鲁迅还在》《鲁迅与陈西滢》《须仰视才见——从五四到鲁迅》。选编有《鲁迅演讲集》《鲁迅箴言新编》。

那是整整一百年前，新年刚过，新春将至，时在1921年1月。鲁迅在北京，在自己亲自选定、倾力购买的八道湾十一号居所里，完成了一篇带有强烈纪实色彩的小说：《故乡》。2月8日，那天是旧历大年初一，鲁迅日记写道：“晴。春节放假。上午寄新青年社说稿一篇。”而这一“稿”，就是《故乡》。

三个月后，《新青年》第9卷第1号上发表了《故乡》。从那以后的一百年间，在鲁迅所有的作品中，《故乡》是影响最为广泛持久、评价最为确定的作品之一，是百年间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最稳定的鲁迅作品。目前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系列中，小学六年级有《少年闰土》，中学九年级又有《故乡》，可见其分量之重。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，对鲁迅以及鲁迅的创作有怎样的评价起伏，《故乡》的超稳定地位几乎是个奇迹。哪怕中学生“最怕周树人”的怨言里，应该也不包含《故乡》。

《故乡》是一篇范文。有时候你不得不这样想，幸亏创作了《故乡》，否则，鲁迅作为一个“最会写作文的人”都会在地位上打折扣。然而，事情的另一面却是，《故乡》似乎一直在以“美文”的“样板”存在着。作为一篇范文，它可以被无数次仿写，在仿写中又一次次证明它“一直被模仿，从未被超越”的恒定地位。然而，在鲁迅研究界，在鲁迅思想研究甚至小说研究中，《故乡》的地位并没有它在阅读者心目中那么高。这个强烈的反差或许倒是重新解读《故乡》的缘由所在。

在叙事、抒情、说理的分寸之间

《故乡》之所以成为中学语文教材的常客，一是“故乡”这个恒定的文学题材，二是强烈的主观抒情与故事叙述的结合。其实还有一个因素，那就是说理成分的存在。从范文的角度讲，说理自有好处，因为它方便、准确，有归纳主题的作用和启示意义。比如最后一句话：“我想：希望是本无所谓有，无所谓无的。这正如地上的路；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这句话其实恰恰与整篇小说的调性相逆反，却一直被视为整篇《故乡》的“金句”。因为它积极、向上，特别符合我们对悲剧艺术的结局与作者意图的要求。

《故乡》在艺术上十分讲究，谋篇布局匀称。在行云流水般的叙述中，叙事、抒情、说理犬牙交错般达到“秩序化”的程度。如果小说是先叙事、再抒情、最后来两句议论的话，那就是见多不怪的大路货了。

《故乡》一上来就是抒情。但不是赞美式的激动心情，反而是在阴晦的天幕下，几个败落的荒村，惹得人心绪十分悲凉。然而作者又强调，这悲凉其实并非只是自然之景色让人失望带来的结果，而是心情本来不佳的反应。由此引出回乡卖房的缘由。然而，这样并不明亮的抒情在小说里其实只在开头出现了一次，造成抒情效果的另一因素来自故事叙述。凡是少年闰土在记忆中出现，闰土形象在大脑中浮现时，那美妙的月光下、田野里的情景描写，同时也是一种抒情性表达。这样的情景，在“我”的母亲第一次提到闰土的名字，在小说最后一段的开始，都以画面感极强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。这种遥远的、不可能还原的场景，和“我”此时正面对的现实以及心情形成巨大反差，从而使这两种反向抒情制造出极其特殊的效果。

正是依靠特别的叙事方法，《故乡》里那些并不精彩，也缺少真正戏剧性冲突的故事情节，生发出格外的效果。变成了一篇故事一波三折、戏剧性变化极强的小说。如果还原故事的话，其实非常简单，曾经的儿时伙伴变成了一个被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年男人。一个曾经在小城里吸引过众多目光的女子，如今却变得丑陋、势利、恶俗不堪。鲁迅把这点人人皆共同感知的唏嘘感慨，打碎重来，不但使线性达二十年之久的故事得以“浓缩”，更从中生发出别样的、复杂的意味。

“母亲”形象在小说里并不是故事的参与者，却是故事的引发者。闰土的出场是由她介绍引起的回忆，杨二嫂也是由母亲引见。当“我”和家人已经行船离开故乡后，母亲“又提起闰土来”，并且补充了“我”不知道的杨二嫂拿了“狗气杀”的过程。闰土的儿子水生，“我”的侄儿宏儿，则可能是为了表达“希望”的主题而设置的角色。

《故乡》留有明显的说理痕迹。尤其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，希望、地上的路，高墙、隔膜，这些概念的引入以及讲述方式，却有离开故事而专门说理的印象。在专业的评论家看来，这些都是对小说本身有损伤的做法。如朱湘就指出这样做使得小说变成了“杂感体”。应该说，这种杂感式的直说是鲁迅事先地铺陈好了的，属于其小说构思中的一部分，并非是信笔而来的感想。宏儿这个人物设置，从一开始就出现，中间又接应了闰土儿子水生，仿佛就是接续了儿时的“我”与少年闰土的情景。直到最后，当“我”为人心之隔膜而难过、悲凉时，两个少年的约定又让“我”对未来的希望产生真实的确认。这使得说理不但顺理成章，而且成为主题中的一部分。尽管在主体故事面前，这一主题并不占主导，但因为与中心主题密切相关，加之又有光明与理想的色彩，所以它的突出也是自然不过的事。就《故乡》而言，结尾的说理既然是从开头而来，它就并不突兀，也非枝蔓。更重要的，鲁迅应该是早就意识到了全篇氛围的营造，总体偏于阴晦、悲凉，时有悲哀、讽刺在其中，说理的调色既是需要，更可见出鲁迅创作意图上的自觉。他所要做的，就是如何使说理的亮色能更好地与故事融合到一起，而不再像《药》一样，出于“遵命文学”的需要，到结尾来一个“平添的花环”。的确，比起《药》，《故乡》的构思更显成熟。

其实，《故乡》的说理成分也非只在结尾才有。当“我”与闰土相遇，当闰土终于叫出一声“老爷”来的时候，“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；我就知道，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”。这里的“厚障壁”，和结尾的“高墙”，其实都是一种说理的比喻。鲁迅在创作前对这些呼应都早已做了充分准备。就说这一声“老爷”吧，其实也是一种呼应。在此之前，回忆儿时认识闰土时，“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，家景也好，我正是一个少爷。”从“少爷”到“老爷”，闰土的这一声称呼并不完全不合情理。

必须这样说，正是这种说理的存在，说理的积极格调，让《故乡》稳定地存在于中学语文教材里。从创作学的角度讲，这些说理与故事之间，从构思到表达，早已做了最大限度的结合，并没有在实质意义上损伤小说性。而且说理中的“希望”说，并不是对中心故事的主题做直接对冲，而是在其基础上所做的延展，当然是反向的延展。这一点，我以为鲁迅创作时有清晰的自觉意识。

在故乡及人的变与不变之间

鲁迅比其他五四运动作家更彻底，他不是侨寓在城市而回味故乡。他是向故乡来告别的。从1919年这次举家离开，鲁迅再也没有回过故乡。《故乡》于是成了他向故乡发出的诀别书。通常我们认为，鲁迅写了二十年间故乡及故乡人的改变。而我以为，也许我们更应该看到，“不变”才是最让鲁迅揪心和悲哀的。一开始写了“几个萧索的荒村”，也说了“我的故乡全不如此”的疑惑。然而我们还应注意到，“故乡本也如此”的不变，或许才是鲁迅真正要表达的。这也就不难理解，中间的那句抒情为什么是“阿！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刻记得的故乡？”而不是“这是我——”后者才是真正的否定式疑问，前者含有“本也如此”的确认。

人物方面，闰土的一声“老爷”让期望中的亲切化为乌有。这是因为闰土变了，从外形到内心都变得让人不敢相认。但我们也要注意到，“我”从前是“少爷”，今日是“老爷”，闰土的姿态其实没有变。就像闰土自己说的，小时候无拘无束，“那时是孩子，不懂事”。阶级之分从来没有改变过。其实闰土的今天和昨天，就像相隔二十年之久的故乡一样，“本也如此”。改变的只是我们的“心绪”。

杨二嫂的改变比闰土要更明显。作者的鄙夷态度也更鲜明。从“豆腐西施”到“圆规”似的腿脚，的确变得吓人。然而鲁迅的笔调间其实也在暗示着不变。“西施”时“颧骨没有这么高”，那是因为那时“擦着白粉”；当年不记得“圆规式的姿势”，是因为她“终日坐着”，并未见得就好到哪里去。今天所见的杨二嫂，不过是完全放弃了装扮，不再以“西施”自居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可悲。如果故乡果真是从前美好，今日破败，如果从前的故乡人都是跟少年闰土一样活泼可亲的话，那当年的“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”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了。

生活改变人，这是规律，也是必然。然而不同的时势，又会造成不同的改变。即如闰土，他生不逢时，生活在“多子，饥荒，苛税，兵，匪，官绅”横行的时代，“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”。这正是《故乡》的批判性所在。杨二嫂呢，虽然粗俗刻薄让人惊讶，但仍然守着一些可笑的“行为规则”。比如她连偷带拿的来占便宜，每次都要为自己的占有找个理由，先是说“我”阔了，后是认为自己揭发闰土有功，仿佛因此理由十足、理所当然似的。小说早有交代，那些木器，虽然小半卖去了，但“收不起钱来”。卖和送，和弃之本来也都差不多的。可见杨二嫂这人，固然恶俗，但也并非恶人。

《故乡》写了两个闰土，两个杨二嫂，在极致的意义上讲，终究也都是一个。他们自己并不感到分裂的痛苦。生活的重压是一点一滴地加到他们身上的。“辛苦麻木”是他们不变的本质。

直到最后，小说并没有把希望说成神话。“我”和闰土的希望之间，切近的可笑，有意义的渺茫。但为了“救救孩子”，必须相信未来，为了未来，必须再一次平添上一个花环：希望。“这正如地上的路；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要相信“无中生有”，要相信在“无”中追逐“有”的力量。

最后还要补白一下。从纪实的角度讲，鲁迅回故乡搬家时，的确丢失了不少东西，其中还有价值连城之物。但这些大盗绝不是顺个手套、拿个“狗气杀”还要找理由的杨二嫂，也不是把几个不用的旧碗碟装在草灰里的闰土。而是自己的家族中貌似颇有身份的人。周建人《鲁迅故家的破败》记述，他们的姨表弟车耕南曾经在搬家时来访，且惊讶于周家墙上居然挂着赵孟頫的画。周建人问：“画得好吗？”车耕南回答：“现在已是无价之宝啊！”第二天清早，周建人发现那幅画不见了。鲁迅“只淡然笑了笑”，母亲也一样“什么也没有说”。鲁迅写杨二嫂的那点贪图，实在也是含着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的态度。

这就是《故乡》，它破解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一个千年母题：故乡。比起恒定不变的游子心态、思归情结，鲁迅写出了一个回不去的故乡，回去也索然，变与不变都让人无奈，告别了也“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”的故乡。这是现代小说在起点上发生的转折，也是从未有过的高度。它也回应了“当下”的社会在变与不变中带来的悲剧与无奈。纵然，固化的不变让人麻木，而苛税、兵匪等带来的改变让其更加不幸。闰土的未来，杨二嫂的今后，更让人担忧。

破千年之题，解一时之忧，《故乡》的指向相当深远。繁复的结构，跳跃的故事，真切的抒情，密接的说理，让这一短篇小说幻化出百般色彩。说不尽，道不完，却又不失其恬淡的、平和的、素净的情致。它以看得见、说不完的模样，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。

摘自《当代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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